股票配资联系方式金银帝国兴亡史

中国人对真金白银的追求股票配资联系方式，贯穿古今。

《史记》记载，秦始皇葬骊山，陵墓中以黄金为凫雁。后世对秦陵的珍宝充满幻想，其中，黄金制成的大雁被赋予了浪漫的传说。

相传，秦末乱世，始皇帝陵遭到破坏，当起义军打开墓门时，一只金雁从陵中夺门而出，飞过雄伟的秦岭山脉，自由地向南方翱翔。四百多年后，时值三国鼎立，人们在孙吴统治下的日南郡（今越南中部）发现了这只金雁的踪迹。日南太守张善博识多通，从金雁身上錾刻的文字推断，这就是从秦始皇陵中逃出的金雁。

揭开荒诞不经的神话外衣，这个故事可能是一段文物流传的历史。金雁不是无人机，当然不能展翅高飞，但作为一件贵重的金器，它也许被人从陵墓中盗出，辗转各地，最终在四百多年后的三国时期被人再度发现，经过口耳相传，成了中国金银器史上的一个流言。

根据考古发现，三千多年前，中国已经出现金银制品。黄金和白银是古人所知最贵重的金属，在悠久的历史中，中国人用金、银打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皿、饰品、陈设、钱币，创造出光辉灿烂的金银器文化。

金银器中，寄寓着富贵荣华的价值、精致繁复的技艺和流传千古的智慧，深藏着中国历史的隐秘往事。

上古时期，金银器的分布范围是从夏商周文化兴起的中原地区，到王朝以北、西北和西南等方向的今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青海及四川等地。

在西北，人们很早就开始佩戴金银首饰。

位于甘肃省玉门市的火烧沟遗址，距今约3800年，属四坝文化，在此活动的先民，比商王朝还要古老，他们除了制作石器、陶器和铜器外，还掌握了金器的冶炼技术。考古学者在甘肃火烧沟遗址发现了金耳环、金鼻饮、银鼻饮等饰品。这些耳环用金丝弯成椭圆环形，一端保持尖细，再将一端打成扁平马蹄形，以此作为首饰，便于穿过耳洞佩戴，耳环黄金纯度较高，微泛红色。可见，三千多年前的老祖先已经学会用金银器来打扮自己了。

火烧沟遗址遗址的发现，将中国金银饰品的历史上推到了商周以前。这里是北方草原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交会的十字路口，金银器文化在此逐步传播，东迁西移。

商周时期，西南地区另有一个族群，将青铜、黄金运用至炉火纯青，并埋下了在三千多年后惊艳世人的“彩蛋”。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别具一格的金器，其中，一号、二号等祭祀坑中出土的金、铜、玉、陶等遗物有火烧的痕迹，应该是用于隆重的祭典仪式。

三星堆遗址的金器，是古蜀文化神权的重要标志，如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的黄金面具、刻有鱼鸟等图案的金杖等，都有与神灵沟通的寓意。唐代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将古蜀国的历史娓娓道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由于史料缺失，古蜀历史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但三星堆金器遗留了古蜀的文化密码，那根刻着精美纹饰、象征着权力的金杖，或许就来自古蜀王鱼凫，亦或是用于沟通神明的宗教器物。

除了三星堆外，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具有神秘色彩的金器，二者有着紧密的交流、承袭关系，都拥有先进的金器加工工艺。

金沙遗址的金面具呈方形、额齐平、眉凸起、大立眼、鼻高挺，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厚度仅有0.02厘米的太阳神鸟金饰，展现了古蜀人热锻、锤揲、剪切、打磨、镂空等多种工艺，在圆形的金箔片绘出剪纸般的图案，这一文物讲述中国古代“金乌负日”的传说，凭借着极具代表性的造型，被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考古发现，当时中原地区的金器，形制大都小巧简约，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来装饰器物，纹饰也不复杂，其中，有些金箔是粘贴于其他器物表面，可见，黄金虽然贵重，但还没有引起商周贵族的重视。这一时期，青铜器仍是商周礼制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但中原地区青铜工艺的发展，为此后金银器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进入春秋战国，南北方金银器交相辉映，从黄河之滨，到天山脚下，从楚国文化兴起的荆楚大地，到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都是金银器的产地，如陕西宝鸡益门村战国晚期墓葬、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等遗址，都出土了这一时期的金银器。

传统史观认为，铁器工具的使用，提高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只能南下掠夺农耕民族。但实际上，远在大漠深处的游牧民族，也掌握了一定的金属冶炼技术。

197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村发现了两座战国晚期的匈奴墓葬，其中有200多件金银器。草原民族随四时迁徙，逐水草而居，本就鲜有墓葬留存，没想到，阿鲁柴登墓竟是罕见的匈奴王墓。

墓中堪称稀世珍品的金器，是一件鹰形金冠饰。鹰形金冠饰由冠顶和冠带两部分组成，重1394克，冠顶采用圆雕的手法塑造出一只傲立的雄鹰，下踏“狼咬羊”图案，反映出游牧民族的狩猎生活，以及凶猛强悍的性格。金冠下部用厚金片捶打成半球形，便于佩戴。整件金器采用了范铸、锤鍱、镌镂、抽丝、编纍、镶嵌等工艺，手法不逊色于中原的工匠。

匈奴，这个活跃于草原的游牧民族，从战国到秦汉一直是中原政权的心腹大患。汉武帝在位时，汉朝历经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国力雄厚，于是一改以往的和亲策略，向匈奴发起反击，在历时数十年的汉匈战争中取得多次关键战果，收复河套、河西，置朔方、五原、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并凿空了前往西域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大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王朝”。

汉代官方金银器的制造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其主要表现为统治者拥有大量黄金。

早在楚汉相争时，汉高祖刘邦就坐拥大量黄金。他手下的谋士陈平献计离间楚军君臣，刘邦直接拿出4万斤黄金，当作他的工作经费。

陈平拿到这批黄金，用它们去收买楚军的士兵，让他们散布项羽手下大将钟离眜的谣言。结果，黄金发出去没多久，谣言就传开了，楚军内部纷纷传言，钟离眜自认为劳苦功高，却得不到封地的赏赐，决定联合汉军灭掉项王。项羽听说后，便逐渐疏远了钟离眜。

刘邦为了施展反间计，挥手就是4万斤黄金，后来更是花钱如流水。垓下之战后，得项羽头颅者，赏千金。定都时，小兵娄敬提议迁都长安，赐金500斤。举行朝会，大儒叔孙通定朝仪，亦赐金500斤。

汉高祖挥金如土的行为，被此后的统治者效仿。吕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斤。汉文帝即位后，对参与诛杀诸吕的功臣进行赏赐，也是动辄千金。汉武帝更是大手笔，每次发兵开边，都要论功行赏，卫青抗击匈奴有功，与部下受赐黄金20余万斤，霍去病年少立功，赏赐50万金。

这仅仅是赏赐一项，用于其他用途的黄金更是数不胜数。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阅读汉史时，感慨汉多黄金的情况，在其《日知录》“黄金”条下写道，“汉时黄金，上下通行”。

西汉的黄金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是继承秦朝的遗产。秦始皇统一六国，收天下财富归于关中，汉朝作为秦朝的继承者，自然将秦朝国库收为己用，陈平用于离间项羽君臣的黄金便出自这里。

二是黄金的开采。古人开采金银矿，主要有淘洗法和地下井巷挖掘法，前者用于砂金的提取，后者适用于山金和银矿的开采。前文提到的四川广汉一带，在汉代成了重要的金银器生产地，如《汉书》记载，“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体现当地官营手工业的发达。

三是取自外地，也就是贸易所得。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国商人往来于欧亚大陆，西方国家用金银来换取中国的货物，罗马人曾经对此抱怨，中国的丝绸运到他们国家后，价同黄金，于是，大量黄金涌入汉地。

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378件金器，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璀璨的“黄金时代”。

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汉武帝之子汉昭帝刘弗陵去世后，由于没有子嗣，权臣霍光短暂地把昌邑王刘贺扶上了皇位，但仅仅27天后，刘贺就被霍光罗列了一大串罪状，遭到废黜，后来改封为海昏侯。刘贺被废后，朝中的风起云涌已经与他无关，但政治就像一条无形的铁索，不断牵引着他，最后造就了他墓中堆积如山的黄金。

2011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开始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历经数年的艰辛，出土了金银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纺织品、陶瓷器、竹简、木牍等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古墓重见天日时，马蹄金、麟趾金、金饼等大量金器，一盒一盒地摆放在主椁室中。

汉代王侯收藏的黄金，有一部分是为了献给朝廷。

西汉实行酎金律。每逢朝廷祭祀宗庙时，诸侯要按封国的人口数量来进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

汉武帝时，为了削弱诸侯的力量，推出“酎金夺爵”之策，以一些诸侯王所献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理由，削夺其爵位，以此加强中央集权。之后，皇帝会将搜刮来的部分黄金铸造成麒麟趾形状，赐给其他诸侯和有功大臣，可谓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一高兴就大把地赏赐黄金，一发怒，就狠狠地处罚他们。事实上，西汉“巨量黄金”的现象，有一个原因就是黄金不断在皇帝和诸侯、大臣的手中循环流动，才被史书反复记载。

海昏侯墓中的麟趾金，可能来自于皇帝的赏赐。

当初，汉武帝迷信祥瑞，将麒麟、天马、泰山黄金视为吉祥的征兆。他声称，自己到西陇高原喜获白麟，又在渥洼水边见到天马，登临泰山得黄金，因此，下诏仿造传说中麒麟的足趾，制成麟趾金。麒麟是传说中的瑞兽，象征着仁德，《诗经·周南·麟之趾》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意思是，周文王的子孙都能像麒麟的脚步那样规范有度。所以，“麟趾”用于称赞皇室子弟的德行，也可祝福新婚夫妇生下忠厚仁孝的后代。

刘贺被废后，继承皇位的是早年孤苦无依的汉宣帝刘病已（后改名刘询）。对于刘贺这个堂叔，汉宣帝观察了一段时间，认为他没有威胁，才给了刘贺海昏国的封地，让他移居豫章县。有学者推算，刘贺在原昌邑国的财产外，还拥有加封他四千户的海昏国食邑，一年的基本赋税收入大约有643.6万钱，比当时的其他诸侯都多。海昏侯墓中的一些黄金，写有“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字样，说明是要献给汉宣帝的酎金，但是海昏侯太富有，根本花不完，就把一部分财产带到墓里了。

两汉四百年，大量金银币、饰品、车马器、器皿、带钩、金印等深埋黄土，在王朝灭亡之后依然沉睡于地下，汉末奸雄曹操为了从墓中盗宝，获取军费，甚至设立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军职。

黄金王朝已成往事，自东汉末年始，直到隋朝统一天下，中间除了西晋短暂统一外，皆是群雄逐鹿的乱世，金银美物也迎来了崭新的变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肆显摆金银器已经不是皇帝的专利，豪门富室竞相崇尚奢靡之风。

最有名的事件，当属西晋时期石崇和王恺的斗富，王恺家用糖水洗碗，石崇就用蜡烛生火做饭。王恺用40里长的紫丝布作步障，石崇就加码换成锦缎，加长做到50里。王恺只好从当皇帝的外甥那里要了一株二尺有余的珊瑚树，并为此专门设宴炫耀，结果，石崇不动声色，掏出铁如意，当场就把珊瑚树砸了，然后说他家中有十几株珊瑚树，都比王恺的大。

这一时期的豪门贵族，喜欢用金银器显示豪富。

北魏河间王元琛，酷爱养马，极能敛财，他喂马用银槽，拴马用金锁环，经常展示他所藏的100多口金瓶、银瓮，家里的盆、盘、盒、灯等器物，非金即银。元琛也有个争奇斗富的对象，即当过宰相的高阳王元雍，为此，元琛大肆营建房宅园林，家中养有300名歌姬舞妓，想要和元雍一决高下。元琛说：“我一点都不为见不到石崇感到惋惜，可惜的是石崇看不到我如此富有。”

当时，另一个宗室元融听说他俩在斗富，竟然气病了，对前来探望他的人说：“以前都说高阳王元雍珍宝比我多，现在冒出一个河间王元琛，也远远比我富有。”后来，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屠杀北魏宗室大臣，很多王侯宅第失去主人，被改为寺庙。一切富贵，不过如过眼烟云。

南朝的统治者为了杜绝奢靡的现象，多次禁止金银器饰，但屡禁不止。如南齐的萧颖胄去参加齐明帝的宴会，只见银器满席，当即讽谏说：“陛下之前说要销毁这个温酒器，在我看来，恐怕应该好好看重这些器皿！”又如南齐的废帝萧宝卷，用银莲叶装饰马匹的铠甲；还有梁武帝时的荆州刺史萧续，死时金银器堆满仓库，留下遗言，要将千余件金银器进献给朝廷，梁武帝这才得知他的财富如此庞大。

从现已出土的文物来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艺更加娴熟，其中较为常见的仍是金银饰品。

在民族融合的时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中原的舆服制度，换上了汉人的金银饰品。

鲜卑人对中原汉人妇女的头饰“金步摇”情有独钟，据说，鲜卑慕容部的名称正是出自步摇的谐音。这种金饰多用珠玉点缀、玲珑有致，戴于头上，走路时随着步履颤动，一步一摇，具有独特的美感。鲜卑贵族的步摇不仅采纳中原的形制，还加入了羊、马、鹿等游牧民族的元素，如出土于内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北朝马头鹿角形金步摇，造型为马头上分出呈鹿角形的枝杈，每根枝杈悬挂金叶。

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金银器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碰撞。1981年，山西大同小站村发掘的北魏墓葬中，出土了鎏金银盘、高足银杯、银耳杯等随葬品。这些金银器不乏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纹饰中多出现深目高鼻的胡人头像，可见乱世之中，丝路依旧繁忙。

南北争霸多年，公元581年，北周权贵杨坚夺取皇位，开创隋朝，推动天下迈向统一。在陕西省西安市梁家庄的李静训墓中，人们发现了一件足以代表南北朝至隋朝，民族文化高度交融的金器。

李静训，字小孩，这个贵族出身的女孩，去世时只有9岁。她是北周大将军李贤的曾孙女，其家族追随北周、隋朝多年，立有赫赫战功，祖上都是高官，若论血缘，她还是乐平公主杨丽华的外孙女，拥有北周、隋朝皇族的血脉。

9岁的李静训并没有在历史留下太多足迹，她在一次跟随外祖母避暑的途中染病去世，但她的墓碑、石棺以及墓中的豪华配置，宣告了家族对她“戒珠共明并曜，意花与香佩俱芬”的祝愿和无比的宠爱。家人甚至在她石棺上刻上“开者即死”四字，希望能防止盗墓，护佑她在地下世界保持安宁。

李静训墓中的随葬品堪比王侯级别，在这两百多件宝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项链由28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由金线穿起，嵌有珍珠、鸡血石、青金石，黄金与珠石相互烘托，更显雍容华贵。这是一条带有西域风格的金项链，凝聚了东西方艺术，也寄托着隋朝宗室对这位女童不幸早逝的哀思。

隋朝之后，是绚丽多彩的唐朝。

考古学者齐东方认为，中国古代金银器，发展到唐代才兴盛起来。唐代的金银器既有传统汉文化的熏陶，又充满了丝路胡风，其种类之多、造型之精、纹饰之丽，足以衬托这个诗一般的王朝。近几十年，由于出土文物的井喷态势，更加证明唐代金银器的划时代意义。

唐代金银器的出土数量是此前朝代的数十倍，这离不开唐人的一个小习惯。在古代，人们没有安全的保管设施，保存金银器最妥当的方法就是把它们埋藏起来，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故事“此地无银三百两”，也源自古人的现实生活。

有别于死后埋藏的随葬品，考古学界将这种生前专门储藏物品的遗迹称为“窖藏”，有的具有仓库的性质，有的则是因为动乱仓促掩埋。知名的唐代窖藏遗址，有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陕西蓝田杨家沟窖藏、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等。

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两个巨瓮和一个大银罐，其中藏有265件窖藏金银器，轰动一时。

此处窖藏的埋藏时间为8世纪中叶或稍晚，学界认为其出土地点为唐长安外郭城，一说为兴化坊，一说为光德坊。何家村窖藏的金银器中，有私人物品（银杯、银壶、装药品的银盒等），也有官府商业税收的银饼，以及来自日本、东罗马、波斯等地的钱币。

当时，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考证，这批文物是安史之乱玄宗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后人所窖藏”。还有学者推断，窖藏的主人是唐德宗时的租庸使刘震，埋藏于泾原兵变（783年）期间。无论是哪种观点，其主人都在战乱中沦为难民，为了躲避乱军匆匆埋下这批金银器，后来可能在战争中遭遇不幸，所以没能及时挖出。

有关何家村窖藏的来历众说纷纭，但此地出土的金银器无疑是中国金银器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发现。

何家村窖藏中的多件金银器为国宝级文物，再现万国来朝的盛唐风貌。比如鸳鸯莲瓣纹金碗，形态肥硕丰满，庄重大方，洋溢着富丽堂皇的盛世气息，可能是皇室用酒器；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模仿契丹族皮囊壶的扁圆设计，便于骑马携带，壶上生动再现了文献中唐代宫廷的舞马祝寿造型；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以鹦鹉纹作为主体纹饰，给人厚重饱满的美感，根据盖内的墨书，是储存丹药材料的器具；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既保留有粟特带把杯的风格，又錾刻了中原的仕女形象。

唐代的流金岁月不仅被封存于私人窖藏之中，也潜藏在寺庙地宫之内。

1987年夏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始建于唐代又重修于明代的陕西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因年代久远，难以抵挡暴风雨，轰然倒塌。当地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了抢救行动，却在重修宝塔时偶然打开了通往唐朝末年的“时光通道”。掩埋在废墟之下的，是一处封存于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的地宫，里面尽是李唐皇室供奉的珍宝，包括121件（组）金银器。

法门寺地宫封闭时，唐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中，灾害频发，民变爆发，几近末路，但可能是因为时值王朝末期，没有人注意到佛塔地宫的秘密变化，这些金银器才得以长眠地下，无人惊扰。

与何家村窖藏不同，法门寺地宫中的金银器有许多宗教器物，比如供奉舍利的金塔、鎏金捧真身银菩萨、鎏金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等。据发现的文献记载，唐懿宗从咸通十二年到十四年间，颁布法令，专门打造了一批法器，看来国势衰颓，他无能为力，只能求助于神佛。

法门寺地宫金银器，还展现了唐人的生活细节。

比如喝茶。法门寺地宫出土了银笼子、茶碾子、茶罗子、银盐台等成套茶具。唐人喝茶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而是要经过“炙茶—碾茶—罗茶—煮水”的复杂流程。法门寺的金银茶具各有用处，为我们再现了唐人煎汤烹茶的过程，也让“茶圣”陆羽《茶经》中的记载得以具象化。

比如熏香。唐代有一种镂空的“银香囊”，又称熏球，在何家村、法门寺、沙坡村等遗址都有发现。香囊通体呈球形，上半球体为盖，下半球体为身，香囊内有一个钵状香盂及两个平衡环，机环和香盂可随重力作用保持盂面与地面平行，如同陀螺仪的原理，无论香囊如何转动，盂面始终朝上，确保香灰不会洒落，只有香云缭绕，正所谓“微风暗度香囊转”。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鸿雁纹银香囊、鎏金双蜂团花纹银香囊以及何家村出土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等，即唐代银香囊的代表作。

据说，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身上也有一个银香囊。马嵬驿之变后，唐玄宗时常思念杨贵妃，他回到长安，派亲信去寻找杨贵妃的尸身，想要重新安葬。亲信带回消息，告诉他：“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

大唐已远，但金银仍在，那个气势恢宏的时代，终将长留于美物之中。

宋代的金银器，风格趋于典雅。

正如李泽厚的经典评价，晚唐以后的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这一精神表现在金银器上，就是追求素雅大方、秀美典雅，充满生活气息。为此，宋人首创了夹层技法、浮雕凸花、镂雕等工艺，纹饰充满了文人化的趣味，器物上常呈现出诗词、花鸟、山水、亭阁等图案。

宋代，官方的文思院作为专门制作金银器的机构，“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在商品化的经营下，私家制作和买卖金银器皿的作坊行铺广泛分布于汴京（今河南开封）、临安（今浙江杭州）和建康（今江苏南京）等城市中，金银匠作为手工艺者，属于“良民”的行列，可以参加科考，乃至登上高位，北宋末年的宰相李邦彦就是生于银匠之家。

两宋金银器中品类最丰富的是“馔器”，也就是吃饭开派对用的食器。

金银馔器沐浴宋的风雅，其造型与纹饰多取意于花卉，如南京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出土的梅梢月盘盂，宋人一向爱梅的姝秀清逸，一代名士林逋隐居西湖，留下“梅妻鹤子”的佳话；又如福建邵武故县村窖藏出土的银鎏金菊花盘盏，宋人亦爱菊的隐者之风，临安花市有菊花结作佛塔、制为花屏的盛况；又如江苏溧阳平桥窖藏出土的银鎏金荷花盏，宋人爱荷莲，周敦颐说，爱它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此外，如葵花、水仙花、菱花、瓜果等，都是宋代金银器的重要题材。

一曲新词酒一杯，金银器中，盛满了宋人的诗韵，凝结了宋人的文心。

这一时期，辽、西夏、大理、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拥有异彩纷呈的金银器文化。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为辽景宗孙女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的墓地。古墓发掘时，公主与驸马的骨骸皆穿银丝网衣，头戴鎏金银冠，面覆金面具，脚穿鎏金银靴。金银器在辽国贵族的墓葬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如契丹文化的活化石。

甘肃安西榆林窟第三窟的西夏壁画有一幅“锻造图”，表现西夏精湛的冶金技艺。史载，西夏官吏戴金冠，有的贵族“人马皆衣金”，说明西夏的金拉丝工艺水平很高。

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的塔顶和塔基曾发现大批文物，包括金银造像、法器等。其中，一件鎏金镶珠银金翅鸟，曾珍藏于主塔塔顶的木制经幢中，神鸟造型雄健有力，被尊为大理的保护神，见证了古国的兴衰存亡。

金代出土金银器较少。陕西临潼金代窖藏发掘的金银首饰，如金步摇、金耳饰、金片饰、银钗、银项圈、银镯等，基本与汉人首饰相同，应证了女真与汉文化的融合。

到了元代，金银器遍布在幅员辽阔的大地上。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中国游记中多次记载，元朝皇帝用金银器赏赐众臣的情景，以及中国流行的金印织物、服饰等。在马克·波罗的笔下，元朝皇帝举行宴会时，摆满了金、银器具，满席生辉，让他这个老外目瞪口呆，他将中国描绘成遍地金银的宝地，从而掀起了欧洲渴望到东方冒险淘金的浪潮。

元代金银器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涌现出了很多著名匠人，多年来匿名于历史背后的金匠、银匠终于有了名字。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载，“银工之精于手艺，表表者有声者，有朱碧山、谢君余、谢君和”。

元代银匠朱碧山，长期活跃于今江浙一带，擅长制作“槎杯”，后世称之为“吴中绝技”。

槎，是老树状的木筏，古人将神仙往来天上天下的交通工具称作“星槎”，把登天遨游称为“乘槎”。朱碧山的银质槎杯即取材自这一神话。现存于世的朱碧山银槎，采用镂刻、浮雕、锻造等技法，造型多为一长袍老者在槎上斜倚而坐，神态闲适洒脱，杯身如同老树杈丫，给人一种随风飘拂之感。这样一件神韵超逸的艺术品，竟是一个酒杯，当时的人，都以得到朱氏的银槎为荣。

明清时期，民间金银工艺更为精细，而皇家金银器进入最后的巅峰时期，细腻而华丽，宫廷气息愈来愈浓厚。

若论明代出土金银器数量之多，首推明定陵。

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代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及他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发掘于1956年。明神宗，即万历皇帝，他在历史上口碑并不好，在位后期出现严重的怠政行为，沉溺于酒色、财宝，一要上朝，就说有病，此时，明朝的边境、民生都已经危机重重，所以史书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但是，享乐的皇帝往往占有充裕的珍宝，定陵中丰富的文物为我们揭开了明神宗的生活之谜。

定陵出土的文物中，有金冠、金壶、金爵、金碗、金盂、金钗、金簪、金环、金镯、银盘等等金银器，且多为帝后生前所用之物。

定陵出土了皇帝专用的龙纹金丝冠，这是难得一见的皇帝金冠实物。金冠通高24厘米，采用极细的金丝（0.2毫米）编织而成，薄如蝉翼，轻如纱，几乎找不到金丝接头的痕迹，堪称明代皇家金器工艺的杰作。冠的顶部盘绕着两条以粗金丝为骨的金龙，龙头、爪、背鳍则采用錾刻的方法雕成，双龙威严庄重，昭示着明朝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时至今日，龙纹金丝冠风采依然，但已不再是权力的象征。

定陵之中，还藏有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四顶绝美凤冠，以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技艺最为卓越。由于长期埋在地底，凤冠上的珠翠已乱，专家不得不对其进行修复，使之恢复原状。凤冠以色泽瑰丽的宝石珠花吸引眼球，实则展现了明代用金银镶嵌珠宝的技术水平。凤冠内胎乃用细竹编成圆框，冠后用金属丝制成六扇舌形博鬓（古代妇女的一种发式），冠上的小龙均以金丝纍製，金翠交辉，宛如龙飞凤舞。